文|凱風

鐵飯碗，不再“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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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這些“人口小縣”，打響了第一槍。

據澎湃新聞報道，人口小縣機構編制改革已在湖南湘西州古丈縣試點推進，并且官方明確提出此次改革試點是為“優(yōu)化政務服務效能，減輕財政供養(yǎng)壓力”。

作為湖南省人口最少的縣，古丈縣只有14.3萬常住人口，GDP總量僅為35億元，屬于名副其實的人口小縣，且以少數民族為主，是集“老、少、邊、窮、山、庫”于一體的國家扶貧開發(fā)工作重點縣。

其實，湖南古丈縣并非率先吃“頭啖湯”的縣域。

過去幾年，山西婁煩、河曲、榆縣等6縣率先進行機構改革，多個行政部門被撤并精簡，部分事業(yè)單位編制被縮減，部分縣域縮編人數超過千人。

隨后，湖南、安徽、青海等地迅速跟上。

日前，安徽省委編辦在回復網友留言時表示，已在全省范圍內選擇了4個常住人口較少的縣（區(qū)）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

而在西部地廣人稀的青海，作為全省人口總量最少、機構編制規(guī)模最小的果洛州瑪多縣，常住人口只有1.54萬人，GDP總量僅為3.6億元，同樣拉開了機構改革試點的大幕。

據統(tǒng)計，在全國2000多個縣域單位中，人口在20萬以下的多達400多個，其中5萬人以下的袖珍縣（市）有80多個。

據瞭望新聞周刊調研發(fā)現，這些人口小縣，絕大多數都存在共同的難題：財政供養(yǎng)入不敷出，財政支出主要依靠轉移支付；財政供養(yǎng)人員比例欠合理，存在人浮于事的現象；事業(yè)單位“小、散、弱”；部分機構設置、運行體制等與縣域高質量發(fā)展需求不相匹配……

因此，人口小縣，除非因為自然條件所限，或者肩負特殊的區(qū)域戰(zhàn)略乃至國家安全使命，否則都有可能成為機構改革試點的對象。

02

人口小縣改革，為何越來越緊迫？

作為人口大國，全國共有2843個縣級行政單位，除去977個市轄區(qū)，還有1800多個縣和縣級市。

這些縣，大則如全國百強縣之首的昆山，GDP總量超過5000億元，常住人口超過200萬人，或如作為戶籍人口第一大縣的安徽臨泉縣，全縣人口多達230萬，一縣堪當西部地區(qū)一些地級市的水平。

與之對比，一些縣域人口只有十來萬乃至幾萬人，最低的只有1萬人左右，且在人口大盤見頂的背景下，還面臨著自然人口負增長與年輕人持續(xù)流失的雙重困境。

雖然人口大相徑庭，但在如今的行政架構下，無論是10萬人口小縣，還是百萬人口大縣，行政部門、事業(yè)單位總量不會相差多少，縣直事業(yè)機構動輒一兩百個。

換言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不管大小，只要是縣級行政區(qū)，就得配備相應的機構和事業(yè)單位，同樣需要供養(yǎng)規(guī)模龐大的編制人員。

極端情況下，個別袖珍縣城，全縣人口只有幾萬人，財政收入只有數千萬人，但行政機構與事業(yè)單位卻多達100多個，財政供養(yǎng)人員更是多達6000多人。

且不說財政轉移支付是否有必要且可維持，人口與財政供養(yǎng)人員比例嚴重失衡，本身就會帶來巨大的負擔。

更何況，當外界風險越來越大，挑起經濟大梁、承擔轉移支付重任的東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也開始面臨著增長的不確定性，遑論靠著轉移支付維持正常運轉的人口小縣？

所以，人口小縣改革就由此而來，“提高行政效率”是長遠追求，而“減輕財政供養(yǎng)壓力”則是直接目標所在。

03

這一次，真的動真格了。

作為最早進行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的山西省，多個縣域編制被縮減，連領導崗位也沒那么多了。

忻州市河曲縣，36個黨政機構精簡為22個，135個領導領導職數精簡為114名，186個涉改事業(yè)單位整合為40個，1964個事業(yè)編制核減為659個。

太原市婁煩縣，全縣9個縣委機關減少至6個，26個政府部門降至16個，133個事業(yè)單位則削減了29個。

呂梁市石樓縣，改革后，全縣黨政機構減少了37.1%，事業(yè)單位減少了31.1%，行政事業(yè)單位科級職數減少11.8%。

就連人口最少、行政編制最少的青?，敹嗫h，也在有限的空間內，極盡壓縮之能事。

據悉，機構整合后，瑪多縣黨政機構將由25個精簡為20個，事業(yè)機構由31個調整優(yōu)化為28個，主要執(zhí)法隊伍由5支精簡為1支，“4人以下局”減少8個。

不過，精兵簡政說得容易，但刀刃向內，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機構改革何以順利推進？

山西提供了一個務實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些縮減的編制人員，要么提前退休，要么下沉到基層，或者“退三進一”方式慢慢消化，每退休3名人員才能增加1名新人。

不過新的問題在于，當編制人員的“鐵飯碗”被打破時，一些地方政府會否轉向編外人員來補充不足？

這是不得不警惕的。

04

種種信號表明，城市正在從大擴張模式，轉向“收縮”模式。

正如國民經略創(chuàng)始人凱風新書《中國城市大變局》所剖析的，國際大環(huán)境的變化，經濟高增長時代的遠去，人口基本面的見頂，土地財政的轉向，地方債務問題的出現……都決定了收縮時代的到來。

無論是超大特大城市，還是收縮型城市，抑或普通縣城、鎮(zhèn)街，都不能再隨意擴張了。

過去幾年，輿論場中甚囂塵上的西安合并咸陽、武漢合并鄂州、鄭州合并開封，太原合并晉中、寧波合并舟山、深圳合并莞惠、汕揭潮合并的傳聞，如今都已悄然淡去，這在《這些省會的擴容合并夢，徹底沒戲了？》一文有詳細論述。

與此同時，國家層面先是提出 “慎重撤縣設區(qū)”，隨后升級為 “慎重從嚴把握撤縣（市）改區(qū)，嚴控省會城市規(guī)模擴張”，最近又升格為“嚴格控制撤縣建市設區(qū)”。

而對于人口持續(xù)流失的收縮型城市，官方部門更進一步明確：穩(wěn)妥調減收縮型城市市轄區(qū)，審慎研究調整收縮型縣（市）。

這意味著，一些區(qū)縣，或者要通過機構改革重塑自身，要么面臨拆分合并，部分區(qū)縣的“消失”，或許并非危言聳聽。

無論如何，轉變慣性的增長思維，走向“瘦身強體”之路，既是城市發(fā)展的必然，也是個人面對不確定性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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