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殷商源，論道聚商丘。8月10至12日，“殷商探源與豫東考古暨三代文明學術研討會”在河南商丘舉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考古學會、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北京大學、北京聯(lián)合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等致力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研究的50余家考古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專家學者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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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研討中，與會專家學者就殷商之源探索、豫東考古發(fā)掘和研究、豫東考古與夏商周考古學研究、豫東考古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商史與商文化研究、兩周時期的宋人、殷人及其文化等方面的內容進行分組討論，取得了一系列的學術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王震中以《王亥與原始王權》為主題展開了論述。王震中表示，王亥時期商族已經進入到國家階段，但王亥與成湯及成湯以后的商王是不同的。其不同點表現(xiàn)為：一是由于從王亥到成湯之前的先商之“王”，只是王之雛形，故其王權也是一種原始狀態(tài)的王權。二是這種原始王權也只是體現(xiàn)在商族社會內部，并沒有支配鄰近的其他邦國或部落，也未形成其他邦國或部落對自己的稱臣、納貢。三是對于商族來講，王亥等國君的所在地，是本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諸方面的中心，但它與成湯以后商朝的王都既是本族的中心也是商勢力所及的整個“天下”的中心，顯然是不同，從而也就沒有以中央王國（王邦）為核心所具有的正統(tǒng)觀念。四是為了把從王亥到成湯滅夏之前的商國（商侯）與成湯建立商王朝以后作為王朝內“國上之國”的王邦有所區(qū)別，作者不把從王亥到成湯滅夏之前的商國（商侯）稱為王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岳洪彬以《商周考古發(fā)掘中所見“立柱群”的性質考——兼談“重”與虞祭禮儀》為題，以考古發(fā)掘中所見的“立柱群”遺存為切入點，綜合梳理了安陽大司空、徐家橋、江西樟樹吳城、杭州良渚等遺址的類似遺跡，提出該類遺存可命名為“重”。岳洪彬認為，“重”是中國古代虞祭禮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搞清楚“重”的內涵對于理解古代喪葬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南方大學講席教授、博導唐際根以《5000年來商丘的地貌變遷與歷史變遷》為題進行闡述。唐際根說，北宋以前，特別漢以前，商丘地區(qū)地貌穩(wěn)定。北宋以后，由于黃河屢次改道，大量泥沙匯入商丘，嚴重改變商丘地貌。文獻記載中的黃河泛濫給商丘地區(qū)帶來深重災難，考古地層與文獻中相關的水患記錄相吻合，商丘地區(qū)保留了黃河流域地貌變遷與歷史變遷的珍貴記錄。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博導袁廣闊以《商丘地區(qū)先秦考古學文化的發(fā)現(xiàn)與認識》為題進行分享。袁廣闊說，通過幾代考古人幾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商丘發(fā)現(xiàn)了數(shù)量可觀的新石器文化遺存，發(fā)現(xiàn)了仰韶、大汶口、龍山、商代、西周、東周等多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基本建立了豫東商丘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商丘從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龍山文化和商周等，文化遺存連綿不斷。特別是王國文明形成階段，商丘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發(fā)展進程中有著重要作用。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方輝以《中華文明起源與發(fā)展的連續(xù)性及其文化基因》為題展開交流。方輝說，中華文明所具有的最為突出的特征是其發(fā)展的連續(xù)性。這一突出特性，是有其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基因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有很多，從考古發(fā)現(xiàn)和歷史文獻分析來看，支撐文明發(fā)展連續(xù)性最為重要的基因，就是禮樂制度與禮樂文明及其所承載著的族群認同、祖先認同和文化認同。

山東師范大學教授燕生東以《蘇魯皖豫交界區(qū)商代考古新發(fā)現(xiàn)、新認識》為題進行交流。燕生東認為，商文化在蘇魯豫皖交界區(qū)的發(fā)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二里崗上層和白家莊期（鄭州小雙橋）；第二階段：中商中晚期（洹北商城）；第三階段：殷墟一、二期；第四階段：殷墟三、四期。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所的王祁以《商人天神信仰研究》為題進行分享。王祁說，商人的天神信仰，有一個從部分貴族的信仰，最終在商末轉化為商王室信仰的變化過程。另外，漢代文獻中的武乙射天故事，應該是由宋康王射天故事轉變而來的，并不能成為否定商人天神信仰的證據。

來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楊文勝、丁陳晨以《兩周宋國青銅禮器制度比較研究》為題，把歷年與宋國相關的帶銘文青銅器整理組合到了一起進行分析對比，為兩周宋國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并重點介紹了宋國故城重新啟動以來的考古發(fā)掘情況。

來自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的李立新、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的陳姿文以《論甲骨卜辭中所見黃河》為題進行分享。他們說，甲骨卜辭中的“河”有兩重含義：一是作為自然河流的黃河；二是作為祭祀對象的“河”神。黃河作為一條自然河流服務于商人軍事征戰(zhàn)、對外貿易以及農業(yè)耕種等活動；“河”在商人心中具有極其顯赫的地位，“河神”崇拜是商人重要的情感寄托，它雖然不是祖先神卻被商人尊為祖先神的地位，因而具有人格化特征，作為非血統(tǒng)神可與祖先神同祭。黃河流域的先民很早就與黃河建立了緊密的依存關系，黃河成為先民賴以依存的自然之河、生命之河與神靈之河，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堅韌的紐帶，磨礪了中華民族頑強不屈的性格，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臍帶和文化原鄉(xiāng)，中華民族在黃河流域這塊廣闊的土地上勞動生息，逐漸創(chuàng)造了燦爛奪目的中華文化。

安陽師范學院歷史與文博學院教授韓江蘇以《相土封商丘與商族在此時期的大發(fā)展》為題進行交流。韓江蘇說，根據文獻記載，“相土之東都”位于今河南商丘或河南濮陽以東地區(qū)，即商族控制的領地范圍已經由今天的河北大部延伸至今河南省東部及山東省西部地區(qū)。

經過緊張的學術研討與考古工地現(xiàn)場觀摩，與會專家考古論今，研討會取得一定的學術成果、達成幾點專家共識，專家們提出了一些呼吁與希望。

研討會取得的學術成果：一是本次會議是各地考古研究新材料的一次匯總，包括宋國故城遺址的考古發(fā)掘階段性報告，蘇魯豫皖交界區(qū)商代考古新發(fā)現(xiàn)、新認識，居亳期間的先商文化，洹北商城的新發(fā)現(xiàn)，兩周宋國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等。二是研究有分歧是一個長期存在的過程。關于商丘是不是商丘、商業(yè)、商之源的問題，考古界歷來有分歧，在這次會議上也被重新提起。文獻與考古材料相互印證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用急于下結論。三是學術研究取得了四大進展：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文獻，在河南大范圍材料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起豫東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科技考古拓寬了新思路，關于商王朝祭祀崇拜的研究有了新突破。

與會專家在商丘地區(qū)考古的重要性、豫東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形成、環(huán)境急劇變化造就了商丘“城摞城”奇觀、宋國故城的重要性和全局性等四個方面達成共識。

最后，專家們還提出了呼吁與希望。他們認為，應該繼續(xù)加大豫東考古的力度，特別是加強文化遺產的保護?，F(xiàn)在發(fā)掘揭示出的宋國故城城墻保存的特別完好，清晰地展示出不同時代的城墻疊壓的情況，可以作為千年標本，讓人們“一眼閱盡千年”，此剖面本身就是珍貴的文化遺產，要很好地進行保護與展示。

（原載于8月21日光明日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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